在现代的国际大都市中，我们时常能够感受到宋代的影子。而一幅文物级的艺术作品《清明上河图》更是将宋代的繁荣景象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幅以北宋都城汴京为背景的卷轴画，通过描绘市井繁忙的场面，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活力。异彩纷呈的商铺、络绎不绝的人流与车马，构成了这幅画卷的主要元素，勾勒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激情的古代城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宋代的风貌始终在我们身边。

文／马一

对《清明上河图》这幅传奇巨制来说，被反复解读是其宿命的一部分。流传近千年，七进宫墙，被皇帝评为“神品”，易主二十余次，依然保存完好，这本就近乎奇迹。那些题跋、题诗与印章构成的流转记录，是艺术史研究中难以复现的珍贵材料。

而人们解析的热情似乎更多是来自于另一个线程，张择端严谨写实的艺术风格使《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市井生活图卷”，人们从中得以窥见旧时市井生活的模样。汴京很大，684个人物、122所房屋、15辆车、20家店铺、95匹牲畜……这不可能是汴京的全貌。但因为细节的入微，画家在有限的空间内所展示的图景真实呈现出了汴京的“半城烟火”，展示了北宋社会的形态，这也是《清明上河图》历史价值的基石。

实际上正如书的标题所指示的，人们期望从历史图卷中获得的是汴京和北宋的某种“繁华记忆”，大众借此丰满对宋代的想象，而学者则以此来佐证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构建的相关理念。本书所做的主要工作，是部分图中细节的“指认”，这是基础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汴京的半城烟火首先需要真实存在，然后才能被阐释。每一次用心的“注疏”都值得赞叹，不管是注文，还是“注图”。

我在书中读到的第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作者厘清源流的时候，把社会史和艺术史分开了，《清明上河图》对宋代社会研究的“标志性”作用并不是作为当世最负盛名的艺术品获得的。它有时候被学者作为宋代社会生活的“标准器”讨论，但学者们并不关注技法，只在乎它是传承有序、确定无疑的宋画。

很有意思，人无法画出自己看不见的城市，哪怕是纯虚构的宗教绘卷中，都能找到神鬼仙佛的现实原型。这也是为什么作者会强调原画和仿品的区别，在后世的仿本《清明上河图》中，有时明清的砖砌城墙替代了原画的夯土城墙，有时宋代官式城楼变成了明清建筑，有的还把木桥换成了工程结构上无法实现的大跨度单拱石桥……

并不是后世作者“不用心”，而是原画的超写实风格和大量细节“入微”的特点，决定了后世所有的模仿者只能从自己的生活中找细节来填充。画家们并不是故意“失真”，如果一个人见惯了多孔薄拱石桥，没有见过木制虹桥，他又怎么凭空画出木桥的质感来呢？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过，忽必烈问马可波罗，回到西方以后还会不会给人讲故事。马可回答说会的：“可是听的人只会记得他期望听到的东西。我有幸得到你聆听的描述是一个世界，我回国后第二天流传在搬运工人和船夫之间的却是另一个世界……”——对船夫和搬运工们来说，他们从未见过东方世界的金碧辉煌，所谓“真实复述”也就无从谈起，只能用自己生活中的细节去填充故事的间隙。

同样的，不能期待从明清仿作中见到完整的宋时烟火，清代画家的仿作里有清代样式的店招，这本就是很自然的事。画家所做工作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张择端是描摹真实场景，而后世模仿者是在模仿前人的画作。当水手们转述马可的故事，它们在细节上注定“不一样”。

这种细节的“流变”本身就充满了社会生活史的价值。正因为人没法画出“看不见的城市”，所以需要在里面添加真实的烟火，张择端如此，后世模仿者亦如此。细节不同，但注入细节的痕迹都是真实的。

第二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作者不着痕迹地讨论了一个炙热的中古史话题——“唐宋变革”。显然，宋代的汴京就是一座非典型都城，和传统上区划分明的行政城市（如唐长安）大不相同，它没有严格区分的里坊、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市场、沿河沿街遍布商业和娱乐场所……而这都是以社会经济在底层逻辑上的巨大变革为基础的。

“唐宋变革论”所讨论的并不是唐宋之间的政治差别，而是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商品经济发展到达质变水平以后，社会整体形态的变化。人人皆知宋代“富裕”，却很少看到这种富裕对社会的影响。生产力的跃进不仅使商业的形态较前代大为丰富，实际上也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如林文勋在《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中所指出的那样，宋代是典型的“富民社会”，民间积累的财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形态，门阀消解、政治体制大变、城市规划翻新，都是生产力基础改变后，上层建筑的对应变化。

本书作者在论及北宋都城的商业分布时说：“这些城市服务和商贸娱乐的功能街或专业商业街的分布形式竟和今天的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东京等一致”。这颇有启发性，今日的商业布局未必以北宋为模型，却都是同样的内在驱动力所造就的。纽约的布局当然没有参考汴京 ，但确实有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人们将商业街和娱乐综合体放在城市的中心位置。我认为这也是本书最核心的内容，从清明上河的熙熙攘攘中窥见的东西，归根到底是关于商业社会或者说“富民社会”的流变痕迹。

画家在图上画出四匹骆驼的小商队准备出城，我们由此联想到的是丝路上往来的商队，和它们支撑起的布匹、瓷器、香料贸易……东京街头的驼铃声，勾连起的是浩瀚沙海上绵延的物质文化交流线路。小中可以见“大”，清明上河只是一个小场景，但以此为基点，可以撬动对整个宋代社会的认知。从沿街的青白色酒招和彩楼欢门中，学者们窥见的是宋代酒专营制度在执行层的变化。从脚店门口客人和女眷的穿戴，可见民俗服饰流变的过程。一个写着“上色沉檀拣香铺子”的店招背后，是从阿拉伯地区进口的乳香、原产印度迈索尔的檀香、东南亚贸易得来的沉香不同的贸易路径……这些小细节，其实都是“大场景”。

这无数的细节是结果，同时也是推动力。如细密的春雨，润物无声地改变着城市的结构和社会的形态。并不是行政命令改变了城市布局，而是“潮流”改变了一个时代思维的方式。所谓潮流，正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海量的细节汇成洪流，塑造着那个时代的形态，最终以街市的形式呈现出来。

本书的所有讨论，最终都会回归细节，这给人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譬如宋代城市道路宽度、楼宇高度的控制及管理制度，数据分析所得的结论也可以令人信服，却始终缺乏某种“实在感”。有些东西是“定向获取”的，从《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上，可以明确地感知到街道、桥面等处“热闹”和“整洁”同时存在。你知道“不得令百姓铺盖占栏，有妨车马过往”政令，也知道这是实际的城市功能需求，可唯独画家细致的笔触让我们直观确定，它真实存在过。

又譬如河道运输的繁荣发达，这是被大量历史文字资料所极力描述、反复确认的。但在河道边见到那些“砍头树”的时候，你会更确信这种“繁华”的真实。中古时期为保持水土采用园艺手段种植柳树等树木，“砍头”之后既能吸附泥土防止河岸垮塌，又不会阻碍航道视野、有利船舶停靠。

许多文本和数据无法到达的细部，高水平的画面都可以到达。虹桥四角竖立的风向标，既能标示河流的宽度，又能提示船只的驾驶者过桥的时候应该如何根据风向调整角度；汴河漕船上的压浪板，提示了造船工业发达的程度；转轴桅杆可以在经过桥洞和船只密集的水域时转动收起；浮动舵、隔水舱、船头起压浪作用的缺口、船上的厕所等功能区域……有限的画面，通过这些细部的描摹，几乎可以延展出无穷的故事线。除此以外，大船上读书人的闲适姿态，从事经营活动的小船上商家在洗衣服这样的细节，更是数据所不能交代的。

画面里登船的客人和送船的亲友，闲适地在民居之间晃荡的猪，则以另一种方式“讨论”着问题。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聚集，这是现代社会依然在进行的，我们和古人实际上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新的生产方式打碎了旧有模式，必然有大量人口会参与到新式的生产中来。今日的北京上海和当年的开封一样，会被这种变革所考验。城市功能如何调整，膨胀的人口如何安置？由生产力变革所导致的一系列安全、环境、资源问题，古人是如何解决的？

古人的处置并非都尽善尽美，或者更亲近自然的。生产力水平不同，思想环境不同，无法强行比出“优劣”来，但总有可以相互借鉴之处。宋人风雅举世皆知，香案上的云烟、书房里的画作、起居室的茶席……这些雅事的背后，实际上是处理得当的经济关系。当生产力处在跃迁发展中的时候，人口的聚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前所未有——并不是只有当代人才体会过“大时代”，古人也同样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能从先人那里汲取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智慧，除了高谈问题和主义，或许正该从无数细碎的局部着手，去学习，去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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